他所要做的,就是尽量让治安曹能起到作用。至于治安警察的操练问题,等建立起来之后再说,到时候需要耍一些小手段。
对此,李明卿只给了他一句话:“你有准备就行。”
倒是赵元昌有些疑问,刚回到洛阳没多久就派人带着手信来询问。
官家都亲自问了,陈佑也不敢过多隐瞒,能说的全都写在信中,不能说的打定主意要做得隐秘隐秘再隐秘。
问归问,赵元昌当了几年皇帝,别的不说,至少这奖惩十分及时。
陈佑的信才被宦官带走,圣旨就到了。
从京中来的圣旨总共两份。一份慰劳京兆府军民,令受兵灾水灾的地方秋税减半。另一份则是这一次的奖赏,这是按照陈佑报上去的名单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军中将校,少数是苏锦帆那样的文官。
其他人此处且不细表,就说陈佑,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赐银钱若干。
实质性的东西也就一个“赐银钱若干”,官阶升了也没什么大用,检校工部尚书只是一个名头罢了,同工部没有半文钱关系。
陈佑这时候才惊觉,他已经成了那种封赏只能给虚名的外臣了,想要得到实在的,就只能进中枢占个位置,然而适合他的位置不多,盯着相同目标的人却不少。
反应过来之后,他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哪怕在这种乱世待了五六年,他仍然能感觉到皇权带给他的压力。那是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带来的,人们通常称之为“体制的力量”,陈佑这种身处体制中且想继续向上的人对这种力量感触最深。
而现在,他终于成了周国这个体制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哪怕只是这些人中最底层的那一个。
感慨过后,还得处理政事。
京兆府急需处理的事情渐渐减少,陈佑也有空把精力放到其它方面,比如商行,比如工坊,再比如书院。
商行的话,陈家商行比不过钟家商行,原因就是陈家没有太多可以信任的人来负责。虽然早早开始自己培养,但时日尚短还没多少成效,相反钟家经商那么多年,可信者就多了。这是先天条件,没办法比的。
水灾之后陈佑一面放出府县储粮,一面让两家商行购买粮食运到京兆府来。这些商队来到京兆府,陈佑肯定要见一见谈一谈,尤其是属于陈家的商队,可以趁机考核一下。
再就是工坊。陈家工坊依然是那种手工作坊,每个工坊人数都不多。工坊分两种,一种是数百上千人的,引入了流水线的概念,负责生产,另一种基本上是几十人甚至十几人,主要负责研究。
部分研究型工坊同书院算学院有合作,每个月需要向陈佑上报研究进度。这些研究都偏向于实践,比如怎么用最少的木头做出一把椅子、如何制造合格的大块玻璃等等。
陈佑需要做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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