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杀史官的,还有一些朝代由于史料为当朝所作所以多有隐讳,比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一些史料提出了异议,由于三国志所载魏文帝甄后死因为被赐死,但是魏书却记为病亡。裴注认为,文帝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书是为魏文帝隐讳,才崇饰虚文。并且裴松之认为魏史(曹魏方面的史书)为魏文帝隐恶,做的不到位,夸赞陈寿做三国志将隐语删除的行为(9),可知魏国史官作史时有所隐讳。
再如《周书·萧大圜传》曾提及滕王问萧大圜如何为皇帝作纪,滕王问如果隐讳则所记非实,如果直书是不是又不敬呢?萧大圜回答“这种说法不对,即便有隐讳,也不足为怪。并举东汉时汉明帝为《世祖纪》及汉章帝为《显宗纪》的例子说明,“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有礼也”(10)。由此可知史书隐讳之事是不少见的。
此外还有些朝代不允许私自修史,比如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曾因修史而被下狱,当时由于班固的父亲去世了,班固认为父亲所续前史不详,于是打算接续父亲事业继续修史。结果被人告发给汉明帝,说班固私改作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家中的书都被收了。虽然最终班固得到了赦免且被任命修撰《世祖本纪》,汉明帝最后也允许他继续修史(11)。但是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若是私改作国史,就是大罪。此外隋朝时隋文帝杨坚为了杜绝民间修史,曾经下诏:“人间有传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还有皇帝自己动手写史书的。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桓玄,史书记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刘裕事,自谓算略无失,诸将违节度,以至于败。不暇谋议军事,惟诵述写传之。”虽然这属于篡位伪政权,但不去做谋议军事的正事,反而着急着自己为自己“诵述写传之”,也是受人讥讽的行为。
参考史料:
(1)《左传·齐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还。
(2)《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5)《后汉书·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6)《晋书·符坚载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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