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宗的爷爷大名赵淞宸,是清末举人六十多岁时生的儿子,上过私塾也留过洋,是个有点小钱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在人民大学搞哲学研究,娶的媳妇也是搞翻译的大家闺秀。后来**期间,他和赵维宗的奶奶在猪圈里养过孩子,也在广场上被人给剃过阴阳头,还是坚持让儿子偷偷读些他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孔老夫子,抑或是托尔斯泰。
然而,**过后,两口子却突然改了想法,坚持不许两个儿子把文化学得太多了,而是让他们混个职高学历就上社会上赚钱。
于是赵维宗的父亲如今成了跑货运的小老板,他小叔则干起了倒卖玉石的生意,常年往云贵越缅那边跑。
都说别人是**时扔书,他家却是**后扔。至于为什么这样,赵老如是说:“突然想明白了,这年头有时候文化会害人的。”
赵维宗他爸对此颇有些怨言,每次年夜饭喝多了酒,都要拉着弟弟抱怨几句,说他年轻时想当诗人,现在却只能在国道上拉着一车肥猪吟诗。赵老爷子每次听见儿子如是说,总是捻须不语,看不出在想什么。只能等赵维宗他妈煮完饺子回到桌上,招呼大家打牌,这过年的“祥和”气氛才能稍稍回一点温。
赵维宗则一直对他爷爷心怀敬佩,倒不是因为从他嘴里听说的那些奇闻异事,也不是因为他身为“哲学教授”时不时发出的那些神神叨叨的慨叹,赵维宗把爷爷视为偶像,是因为觉得他是自己身边内心最坚定的人。光从三年前奶奶得了老年痴呆,一天比一天迟缓下去,爷爷还是坚持每天傍晚带她去后海边上跳华尔兹就能看出这一点。
赵维宗问过他:“奶奶还记得舞步吗?”
赵老爷子回答:“当然不记得了。”
赵维宗疑惑不解:“那你们怎么跳?”
赵老爷子气定神闲:“你自己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于是那天傍晚赵维宗跟着爷爷奶奶去了后海,暗红的落日下,后海边上全是留着拖把头,拿着吉他在湖边酒吧里乱弹的摇滚青年。烤串的香味与崔健的旋律齐飞,碰杯的声音与骂街的嘶喊混作一团。而在这一片缭乱中,几棵柳树下,一个录音机放着柴可夫斯基的舞曲,周围站了四五对老人,其中就有赵维宗的爷爷和奶奶。
赵维宗蹲在馄饨摊边上的马路牙子上,看着爷爷是如何拉着奶奶的手腕,一步步教会她那些旋转的舞步,而奶奶驼着背,穿着鲜艳的裙子,就像个初次穿上舞鞋的笨拙女孩,慌慌张张地,跳一步错一步。俩人跳一会儿还得歇一会儿,这么一来,等奶奶真学得差不多,能跳下一来个完整的八拍了,已是晚上九点。赵维宗一直看着他们,胡思乱想,并没有觉得无聊。
他知道,这些舞步与音乐,奶奶也许睡一觉就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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