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而后发展生产力,进而发展到共产主义,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是伪,有异曲同工之处。即认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会性,非社会性的为伪。既然伪,那就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法律,新时代的制度来规范。不只是要规范你的行为,还要规范你的思想,因为不合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伪的人性。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家,社会主义者爱法家,其施政具有浓厚的法家风格,不是没有来由。
荀子的思想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的精神天地,跟自然的天地分开,换句话说就是唯物主义。孟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思想,还在人与天命的关系上。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接受了孟子的民为本,但又同时接受了荀子的隆礼重法爱民。民只要爱就够了,怎么做事,怎么思想,由礼和法来规范。最后的理学,实际上也走到了这一条路,存天理灭人欲,那就用礼法去灭民的欲。所以北宋这么多政治人物,朱熹就拉着司马光跟其他理学创立者一起,做道学先生。跟他一样尊孟的,偏偏他就则看不上。
王安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没有遵循荀子的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实现天人分离,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是政治本于民心,还是民心本于政治。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重德教,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约束百姓的思想,来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马光则相反,隆礼重法,法在礼后,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里,反对者要规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具有相同特点。
“万千道理,俱都归于民心当中,这就是为政的法则。以民为师,找寻道理,圆满学问,理通则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礼仪,法度随此而变,次序不能错。先用礼治民,而后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尚贤任能教化,只能害民,而不能大治。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长得一个模样,天下就大治了。世间无此道理。这个模子名之天命,实则巫鬼。其礼与律名为法度,其实残民之术,用之则为天下大害。为政者不能够从民心中找寻道理,而去求礼法,求教化,与治世南辕北辙。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以民为师,找寻道理。”
改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呼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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