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对于皇帝来说,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但为了管理国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
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选的是贤不是能。选出贤来之后,才有所谓的任能。选贤与任能,对于政权来说,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以后也会如此。能够把握好态度的,毕竟只是少数人。
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改换皇帝,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
正是求贤,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并不紧要。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一面挟妓游玩。
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
无关紧要,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谁能帮助我就用谁。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只要能办事,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外之事皆可为,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不管是权还是物,我不给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人人都无私。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让你明白怎么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师于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便教育你,屡教而终不改,则就是大家的敌人。教育是温和的手段,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敌是也。
法家强求天下一律,不承认人的复杂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来见效快,矛盾积累得也快。国家面临巨大威胁,有明确目标的时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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