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城里虽然也有民户,也有商铺,甚至行商聚集,非常热闹,但这一切都是为军队服务的。徐平不在定西城的时候,这里的事务便由秦州监军王凯代管,民间事务也一样是由帅府按军法裁处,跟秦州大不一样。
到了城外,王凯早已带了城中的将领迎出城门来,一切行礼如仪,迎徐平回帅府。
定西城并不大,由南门进,沿着中心大道行一里多路,便就看见帅府。一杆“帅”民旗下是一面照壁,上面的字韩琦认得,是徐平亲笔所书:“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仁恕而已矣。忠于事而恕于人,遇事不避,迎难而上,同袍有难,竭尽支援,可谓军中之仁。”
韩琦看了几眼,记在心里,对上面的内容有些茫然。在徐平改秦州军制的争论中,韩琦虽然态度模糊,没有公开表达意见,实际上心里是反对的。以同年的交情,他支持徐平就公开上书了。在韩琦的认识里,军队就应该严阶级,重军法,令出如山。至于在实践中这些要求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他是体会不到的,做不到令出如山说明阶级法还不够严厉,军法还不够酷烈。对于武人,无非一个赏字用钱,一个惩字用杀。世间谁不爱钱?世间又有哪一个不怕死?这两点做到了,何愁军中不治?
这是这个年代读书人的通病。五代武人当政,用文人为吏,现在文人当家作主了,事情便就反过来,有意地回避吏事,专心做官。做官怎么做?以大道佐君王,只要认准了心中那条大道,规劝帝王按王者之道行事,便就万事大吉。至于政事的细枝末节,由小官小吏去处理就是了,高高在上的大臣们怎么能在上面花精力呢。
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以王曾和吕夷简为代表的上一代大臣还精于吏事,后面跟上来的,除了一个徐平,下一代中已经开始以清谈词臣为主了。徐平带的那一批能做实事的官员还处于底层,没有进入决策的中心,宋庠、韩琦这些人才是主流。
严阶级、重军法,对军队重赏重罚,听起来很有道理,理论上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家身上。实际上漫长的历史长河,已经用事实说明这样做是非常不靠谱的,哪怕就是始皇帝统一六国的时候,他的军中也不是如此的严酷,主将善抚士卒是必修课。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大,人不是猛兽,带兵不是训兽,而哪怕就是训兽也不能全靠鞭子。这个道理简单明白,但就是有非常多的人不信邪。在底层挣扎的时候怨天尤人,怨的是上天不让自己高高在上,尤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无能不给自己一个好出身,这种人千百年来不乏其人。他们一旦发达,不用登上高位,只要有了一点地位,便就把他们曾经痛恨的手段兴高采烈地十倍百倍地施加到别人身上。重赏最好只赏自己,下面的人扔一根骨头就应该感戴德了。重罚最好是罚别人,把手下的人抽筋剥皮都好,只要自己不少一根汗毛。你想把世间事用最简的办法解决,上天就会把毁灭这个最简单的结果给你,天地间的事就是如此公平,由不得你耍弄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
越是战场征伐,杀人如草芥,越是要常存仁恕之心。你如果嫌麻烦把这一点仁恕之心扔掉,用最简的办法解决问题,那天地便只好让你毁灭。
这是徐平的辨证法,这个年代的中庸之道,凡事扣其两端,而得其中。这个中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得到正确的做事的办法,徐平所求出来的,便就是以仁为核心的文明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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