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尽量让他们不要解钱到京师来,只是用在地方养军。万不得己,也换成金银轻货起解。”
其实岂止是收税,政权维持统治都是要花钱的。所以才有对偏远的地方,不但不收他们的税,宁可由中央朝廷补贴。补贴的是统治成本,看起来亏了,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效果来说,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赚的。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假装不知道罢了。
这个年代的收税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税的成本和运输铜钱的成本。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现金运输成本为例,从襄阳郡一带沿水路运铜钱到京城,运一千贯钱的运费就大约是一千五百贯。三司收到他们的钱,还要额外搭五百贯进去,实际上是亏本的。这铜钱还不能不运,不然天下铜钱分布严重不均,造成的后果比这亏五百贯还严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细碎小额的税,为了压缩成本,会以一定的数额让揽头扑买。揽头由官府授权收税,比定额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润,比定额少了自己补上。这不是包税制,而只是一种灵活的收税形式,实际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经在农村地区的集市广泛施行过。没有办法,这些税的收税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这笔钱,只能这样做。
收税的成本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税并不能反映民间的税负负担,还要看为了收这些税花了多少成本。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三司财政宽松了之后,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细碎的税收。
大额税收的成本相对来说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税成本一下子剧降。而最重要的是银行系统,一些固定税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动交到银行去,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税漏税上。银行不再需要把铜钱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地方这个程序,资金流动的成本也降了下来。这些措施综合下来,现在三司从全国收税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几分之一。
把这些问题剖析清楚,徐平对赵祯道:“陛下,为何三司收上来的钱多了,地方上的羡余也多了说破了其实很简单,现在收税比以前便宜了。以前天下收上来五千万贯钱,实际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亿贯。而现在收上来一亿贯,地方可能只花两亿贯。若是再算上这些年新开的工场、商铺增加的税收,加上三司属下的蔗糖务、营田务、银行和各种公司赚来的钱,则地方负担实际上比前大规模地减轻了。以前天下州县出五亿贯的税赋觉得紧巴巴的,现在则只出一两亿贯,自然就宽松许多了。而且还不只是如此,其实花钱也一样是要本钱的,这两年三司花钱的本钱也一样降下来了。银行的好处,便就是如此。对于朝廷来说,实际上赚的利息之类都是小头,对天下最大的好处,是把不需要花的钱省下来了。”
商品生产和交易有成本,资金同样有成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一样有成本。成本在总的数额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但这个年代不行,因为官方从民间收上来的钱中成本才是大头。看社会百姓的负担,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要把这些收支的成本算进去,不然可能就与事实天差地远。
历朝历代的苛捐杂税,其实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里的才有几个钱大多数都花在收税的成本上了。越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成本越高,这才是刻剥征敛对民间最大的危害。
现在民间对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处,不是减了多少税,不是每年多赚了多少钱,而是同样交那些钱,负担却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只看赚钱,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钱几倍的利润但从降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银行系统建立起来,却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至于收到的利息和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作,那是后劲。最立竿见影的,首先是民间的税收负担在不加税不减税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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