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百的办公室,里面有五个人。
包括瞿秋百、向警宇的丈夫蔡合森、刘化、邓仲夏和刚刚说话的那位湖南人。
在这些人眼里,林子轩是那种不知民间疾苦的富家少爷,写出来的不是娱乐消遣的武侠小说,就是反应美国生活的西方小说。
林子轩平常的言论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曾经在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上签名,早就被划分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范畴。
“他答应帮忙宣传,但不会参与罢工。”向警宇回答道。
“那是自然,资本家嘛,怎么可能反对自己。”刘化讽刺道。
刘化来自四川宜宾,家里是佃农,出身贫苦,1920年到上海,进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学徒,1923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半工半读。
“真是可惜,他手里有很多宣传工具,仅仅是广播电台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如果他能倾向于我们,绝对会事半功倍。”瞿秋百惋惜道。
“林先生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我和他共事过。”郑仲夏回忆道,“他似乎有意躲着政治,只想做一个单纯的文人。”
“恐怕未必,他回国三年,创办书局,拍摄影戏,著书立说,名声越来越响,影响越来越大,前些日子在北平又提出新的主张,这都不是单纯文人会做的事情。”蔡合森猜测道。
“我读过这位先生的主张,‘第三条路’,这是想走中立路线嘛。”湖南口音的男人思索道,“可在如今的中国,他的那条路走不通,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道路。”
对于林子轩的讨论到此结束,他们谈论起其他事情来。
从1924年开始,上海大学开设了平民义务夜校,还到沪西的纱厂开办补习学校。
深入工厂内部,在纱厂工人中传播自己的思想。为举行罢工创造条件。
罢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行了,需要充分的准备,仓促行事只会失败。
上海纺织行业的女工最多。受到盘剥最严重,比较容易说服,但上万名女工如何保证一条心,这就需要出色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
罢工是一场博弈的过程。
一旦罢工,女工没有收入。家里还需要钱来生活,不可能持久,一个星期还能坚持,一个月恐怕就坚持不下去了。
如何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安抚女工的情绪,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般的手段是组织互助会,女工之间互相帮扶,共渡难关。
也会募捐一笔救助基金,对于特别困难的女工进行救助,如此才能安定人心。否则人心不齐,是罢工失败的最大原因。
这是针对内部的策略。
在外部,要争取媒体的大力宣传,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给工厂主施加压力。
还要防备工厂主和租界当局的反扑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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