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学领域的两员主将,鲁讯和周作仁在倡导和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点谁都无法否认。
鲁讯固然是新文学的旗手,周作仁也不遑多让,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他在鲁讯身旁摇旗呐喊,出力甚多。
至少在新文学发展的前期,他的文学主张对于扫清旧文学有着积极的作用。
两人的决裂若说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说法太过于夸张。
新文学毕竟不是一家一姓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无数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贡献大一些,有些人则贡献的较少。
准确的说,这次兄弟两人的绝交对新文学的确产生了影响,但影响不大,关键是对他们两人日后的发展有了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两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还是在文学的道路上都是渐行渐远。
数年后,这种情形愈发的明显。
鲁讯开始接触苏联文学,追求进步,逐渐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周作仁则陆续的写一些清谈的小品文,只谈人生和哲理,远离政治。
他追求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或者说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情怀。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鲁讯的杂文和周作仁的小品文都是一绝。
鲁讯的杂文自不必说,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毫不留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周作仁的小品文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
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自有一种亲切、通达的风致。
在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可以说,在文学造诣上两人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没有人知道两人绝交的原因,当事人日后也没有做出说明。
后世不少人从生活琐事和金钱上,甚至是女人方面分析其中隐藏的内幕,大多都不靠谱。
继续寻找原因有些无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假设。
假设两人没有闹僵,在鲁讯的影响下,周作仁会不会走上和鲁讯同样的道路,会不会改变两人今后的命运,甚至可能改写新文学的历史。
这样我们或许就能猜想到中国文坛损失了什么。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他们还是闹翻了。
到了八月份,鲁讯从八道湾胡同11号搬了出去,住到了砖塔胡同61号。
远在庐山的林子轩知道鲁讯和周作仁两兄弟绝交的事情,但对于具体的日期不太清楚,就算他清楚也不会掺和进去,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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