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可以去打仗了,能不能打赢,不好说。
因为本书是唐代,我就以唐代举例吧。
安史之乱以后,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武人群体的崛起。
这个群体也有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底层之间互相有共情,经常串联起来,鼓噪闹事,对抗上官。
从750年,到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一共发生了二百多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是天宝九载(750),“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
这拉开了兵变的序幕。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温柔的兵变,仅仅只是殴打了发粮的判官。但士兵们关注自身利益的事情,非常有意思。
有人做过分类,军乱也分好几种。
第一种是抗拒命令,比如大历三年(768),让安西军离开邠宁,抛弃邠州已经开垦好的土地,建好的屋舍,移镇泾原,军士怒而作乱。
再比如,902年,钱镠命令武勇都去服劳役,挖沟,士兵抗拒劳役作乱。
宝应元年(762),河东节度使管崇嗣“为政宽驰”,对钱粮卡得不紧,慢慢都用各种名目发到了大头兵手里。
朝廷发觉后,派邓景山任河东节度使,查账。但钱都发下去了,你怎么查?
“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以一马赎死,乃许之。”
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诛杀节度使邓景山。
这三个例子,说明晚唐士兵非常注重自己的利益,并且同气连枝。
后面还有其他类型,比如抗暴,有节度使“为政苛惨”,动不动欺辱乃至杀戮士兵,基本都完犊子了。有人跑路溜走了,还被愤怒的士兵追杀干掉。
此外还有求权、求财,这两类在晚唐与前面两类大概一半对一半,到五代时比例急剧升高,说明士兵们已经从中晚唐时的关注自身利益、抗拒不合理的劳役,开始更多地向求财转变,这也是五代士兵风气急剧恶化的体现。
写这么多,其实想说的是,中唐、晚唐、五代是三个阶段,不要等同看待,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有唐一代,士兵其实非常具有反抗精神,天宝年间就敢殴打判官。不合理的劳役之类一概拒绝,将领嗜杀、欺压底层士兵,下场多半不好。
他们的精神状态、士气都非常不错,该训练训练,该打仗打仗,不服劳役就是不服劳役,谁也别强迫我。钱粮给足,我替你卖命。
这是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谈不上多好,但我想,总比把士兵揉捏得跟面团一样,完全不敢反抗要好。
他们是人,不是机器。面团一样的士兵,面对上级军官的随意凌辱、剥削乃至杀戮,面对文官克扣后勤,他们都不敢反抗,处境艰难。这样的兵,你指望他们反抗外敌吗?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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