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征淇走出王府后,便立即让钟秀派人连夜赶回长沙,向孙可望请示,以决定此事的最终处理方案。随后,他又让知县周睿带人在城中安抚人心,封锁消息,让县丞王肖瑞带人下乡,将王氏宗族的田产,旁支宗亲都控制起来。
王县丞是个聪明人,他自然知道孙征淇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任用他。这种时候,他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生死不过是孙征淇一句话的事情,除了叩头谢恩,便是竭尽全力把事情办好,才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
这件事可大可小,孙征淇可以处理完整个王氏宗族的数百口人,也可以只处理一家几十口人,但不同的处理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在现在——“全面严打”的关键时候。
在庙小事多的县衙干了那么久,这点政治嗅觉,他还是有的。有些事情一旦要追究,那可就和事情本身没有关系了!
在宁乡休息了一夜,除了手臂和脖子上的伤,孙征淇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第二日午时,派回长沙请示的信使也带着圣旨回到了宁乡。
孙可望收到了孙征淇的消息之后,心中大喜,对这个便宜儿子的处理方式非常满意,他正愁没有理由给地方的宗族力量一个下马威,孙征淇就把刀递到了他的手里。
之前营庄和地方宗族因为争水争地,械斗不断的纠纷案件还压在各地县衙里,孙可望想要重新提起,就需要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才能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不然,对中央的威信将会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毕竟,现在正是湖南,广西两地,地方宗族地主融入大西军体系的关键时候,孙可望既要接纳这些地方统治力量,又不能重蹈明末中央朝廷的覆辙,更不能像清廷一般,把矛盾转移到百姓身上,让百姓活不下去。处理地方和中央关系的时候,就得格外小心!
他很清楚,以现在的体制,解决不了地方的问题,所谓的“反腐”,所谓的“严打”,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但他需要这些借口,来完成从上到下的政治清洗运动,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农妇案”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相关官吏按《大明律》,被严肃处理,使得各地官员胥吏肆意欺压冤枉民众,勒索钱财的风气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不少被恶意逮捕的普通百姓不用向衙役们交救命钱,就被从牢里放了出来。
而“世子案”的威力明显更大,对于王家少爷,“孙大元”的命不是命,对于世子孙征淇,王家老少的命同样也不是命。
最终,在孙可望的授意下,孙征淇亲自坐镇宁乡,把王家历年来的偷税漏税,强买强卖,县衙和王家的勾结,以及那个王家老爷打通的朝中关系,全部都揪了出来。
由此,孙可望从中央开始的严打和反腐,全面铺向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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