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东被彻底收复,福建海澄之战结束,明清双方一时半会都没有能力发起新的战役,混战了七八年的西南大地,东南沿海,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不过,永历-大西复合政权内部,平静和睦的背后,一场新的风暴正随着李定国和张名振北上长沙,湖南-广西“夏粮”征收工作的展开而默默发酵,孙可望已经开始着手“严打腐败”的计划了。
所谓“严打腐败”,在这个特殊时候自然是有其政治考量的——加强集权,铲除异己!
孙可望很清楚,在没有权力制衡和有效监督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几乎无官不贪,所以以“贪污”之名铲除异己,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最得基层士兵和百姓支持,最快提升声望的方法。
当然了,不改变体制便期望抑制人性的缺陷,不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监督体系,在独裁专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寄希望于既当裁判又是运动员的官员们,亦或者是寄希望于所谓的青天大老爷,明君,海清河晏便是痴心妄想!孙可望还没有幼稚到这种地步。
几千年来,人性从未改变,变的是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看似老生常谈,可却难以做到。
不过,他也不否认若是有所谓的明君,有一百个青天大老爷,以官僚政治唯上高效的残暴秉性,确实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内,严打腐败。
而孙可望,便是要利用这一点,一面清除官僚中当初不得不任用,可仍旧不识时务,尊奉永历皇帝的异见分子,一面拍拍苍蝇,保持住基层的高效,顺便安抚一下民愤。
基层的高效动员能力,令行禁止的执行力,是孙可望以西南一隅之地打赢这场国战的根本,他必须借机整治。
当然,这些都只是目的之一罢了,孙可望的真正目的是李定国和张名振,他要借着“打击腐败,严格预防”的由头,将“督察司”和“军法队”这两个监督和控制民政与军队,只听命于自己的集权机构,安插进广东。
毕竟,湖南和广西的贪腐问题都那么严重了,难道中央不得提前做好准备,以防广东重蹈覆辙,弄得民怨沸腾?
换言之,孙可望选择这个时间挑起“严打”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活动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他的集权事业。其次,才是要保证政权的高效和执行力。
当然,就如同“科学院”和“科举改革”,就如同《君主论》和《论李维罗马史》,孙可望希望能够借此留下一些火种,改良一些制度,为日后政治转型做准备。
“国主,这是督察司,大理寺和刑部整理出来的名单,共计一百一十二人,皆是忠良公正之辈。督察院派出三十五人,大理寺派出二十一人,刑部派出六十人,专门负责领导此次反腐行动的侦查,缉拿逮捕和审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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